“杨导很多人觉得您是岛省新浪潮的开端，您怎么看？”
杨得昌：有，也没有。有的原因是知道自己跟前一辈做电影工作的人，关系不是那么密切。电影工作在岛省几乎是一个“家庭事业”，每个人在某个方面都和每个人有点关系。可是我跟其他年轻导演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并不是在同一行。当然有些年轻人是在这一行，后来再出来以脱离原来那些习惯。不过我想强调的反而是港省的新电影对当时在岛省做电影的年轻人有很大的鼓励。
我们想“如果港省做得到我们也可以”。从梁普智开始，港省出来一批新的导演，包括许鞍华、方育平，还有谭家明。以前主流的港省片都是国语发音，港省新电影重新发现了地方的、日常的语言，也就是广东话，在对话、声音的设计上用了更为写实的手法。那对我们是很大的启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年轻人真的很有自信，那是我们的特点。我们这个世代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建立自信之后，自然就会想做这些事情。自信让我们试着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真的很羡慕啊，岛省新电影兴起的关键，就是这群电影人之间的团队精神。”
陈论有感而发，这太珍贵了。可以卖房子去给兄弟拍电影的程度。这种团体感也可以从你们彼此在作品中互相帮忙、客串看出来。
“在《光阴的故事》获得成功之后，您立刻拍了第一部剧情长片，《海滩的一天》，这也被认为是岛省新电影第一部长片。这部电影有着新颖的叙事结构，而且在长度上也推到了当时岛省电影所能接受的极限。”
一看话题又要回到电影时长了。
杨得昌笑着说。“拍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会那么长！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事情我都想要用最新的角度去尝试。不过如果说《海滩的一天》是岛省新电影第一部长片，倒也不完全。有趣的是我跟孝贤变成好朋友，就是我在剪接《海滩的一天》的时候，他当时拍《风柜来的人》，在澎湖出外景。拍完了以后我们都到同一个剪接师廖庆松那里剪接。（这一位可以说是整个岛省电影大师的孵化人，剪辑一般都是他，他也是陈论老师的老师。）
我们那时都赶档期，他赶档期上片，我赶金马奖的最后期限。廖庆松非常辛苦，每天剪完我的就要弄他的，所以那时我们常常在剪接室碰头，看互相的东西都觉得很新鲜，就变成好朋友。照这样来讲的话，《风柜来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片子。许多人现在都只注意到《光阴的故事》跟《儿子的大玩偶》，不过我觉得《风柜来的人》是岛省新电影运动早期非常关键、很重要的一部片子。那时候另外有个问题蛮严重的，除了在岛省，片子要经过一些东西，会有所刁难之外，很严重的一件事是我们要去海外、参加电影节，非常难。比如说要去参加电影节，想拿到同意和许可，得经过很多不可思议的复杂东西。”
陈论深有所感，此时此刻就如同彼时彼刻。
“您拍过八部电影，剧本都是您亲自写的。您觉得写剧本对您来说是什么样的过程？”
“哈哈哈哈，这才是你这个年轻人该关心的。那永远都是个挑战。挑战就是有痛苦也有快乐。我从小就喜欢看漫画，编故事，讲故事。编剧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件没有经验的事情。这也跟我对建筑的兴趣有关系。我很早就对建筑有兴趣，后来也了解设计就是用以满足一种需要，或是去创造一个功能，创造一个空间。这个道理也同样可以用在编剧上。常常有时候戏剧张力弱，就是因为有个功能没有被满足，或是编剧没有看到那个功能是必要的。张力断了之后，即使很短的事情都会让观众觉得很长。这其实跟建筑、跟设计师设计一座桥非常类似。”
“《恐怖分子》的故事结构是如何产生的？”
这才是陈论最想问的话题，聊天就是聊着聊着，知道该说什么了。
“最主要的灵感是从那个欧亚混血女孩开始。她当时就是在混，没有工作，家里也是单亲家庭。她的父亲应该是个打猴子的大兵，她母亲以前在酒廊工作，所以她的出身背景很独特。电影里我偷偷放了一点关于她的身份的线索，比如说她妈妈抽烟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会看到她用的是鹰陆军配给的打火机，上面有个第一装甲部队的佩章。一开始是这个欧亚混血女孩有个朋友跟我说，她很想演戏，我们就跟她聊天，想了解她。她说她以前常被妈妈锁在家里，没地方去，就在房间里打电话开人家玩笑。她打到一个太太那里，说她是她先生的女朋友，我就想：“哇！”那真是个很爆炸性的故事。”
陈论听的如痴如醉，疯狂的在脑子里记下杨导的每一句话。
“那个灵感结构了整部电影，令我想到一件随机、不相关的行动如何可能造成一个严重的悲剧。于是这个故事的形态马上就出来了。”
“我在电影中看到了一种绝望、孤独与孤立？您是否也想表达在这样的城市里，这种情况是必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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