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真相之后的若则一世从表情上看去应该是陷入到了最大的震惊当中，海宁猜测在此之前，他应该是不知道他的宠臣蓬巴尔侯爵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如此说来对于一名君王，甚至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遭到最信任的人背叛肯定是一件不好受的事情。反正不确定他能不能从这次打击当中走出来，走出来他又会采取怎样的措施。不过综合来看，他的那位老朋友恐怕无法再继续充当葡萄牙王国内阁首相的位置了。
至于国王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海宁甚至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一旦两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哪怕是公爵依旧如同历史上那样死于非命，恐怕这位侯爵也将会在不久之后不起后尘，出来混的早晚都是要还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海宁在这里只能祝那位侯爵好运了。
结束了这关键的一步之后，海宁遇到了自己的农庄，不过他刚刚进门，就得到了一条让他有些震惊不已的消息，远在万里之外的乾隆皇帝竟然破天荒的给他写了一封信。
自从平准战争结束之后，双方因为军事合作的骤然减少，而没有了太多往来信件的必要，就连一直活跃在西域的环球集团驻军，如今也已经迅速减少。毕竟欧洲战场已经进入白热化，海宁也需要按照约定的那样，将自己的军队调集过来了。
可偏偏就是因为这个，乾隆皇帝提出了小小的意见。因为他要进行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还需要环球集团和海宁给他继续提供军事上的援助。这件事情说起来还要从一年之前开始。
自清廷发起平准战争以来，由于准噶尔反复叛乱，清军受到重大损失，班第、鄂容安、策楞、玉保、和起等将帅及重臣都先后战死，其中不少人都是被叛军以投降为名诱杀的，这令乾隆君臣对准噶尔人的信任感丧失殆尽，以致“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
兆惠在从伊犁撤回巴里坤的途中，尝够了众多准噶尔部众降而复叛的苦头，回到巴里坤后即奏请将复叛部众尽行剿灭。乾隆也早已失去耐心，他对前两次平准战役进行检讨，认为准噶尔降众多系畏威降服，实质上“反复狡诈，饰词投顺，旋即生变”，而自己对准噶尔降众过于宽大，这才导致了两次战役都损兵折将，功亏一篑。他预计此次出兵，准噶尔叛军迫于时势必然还会大批投降，但只要清军撤回内地，则又会故态复萌，从而使得平准成果再次毁于一旦，“前事可为明鉴”。
早在第三次平准战争开始前，兆惠等前敌将领便接到谕令，要求严厉处置准噶尔降众，“尽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准噶尔各部中真正得以豁免的，只有策凌的杜尔伯特部和达什达瓦之妻所部，前者自归附后一直对清廷表示忠诚，后者在阿睦尔撒纳初叛时即迁至巴里坤，依附于清军。除此之外，其余部落无一例外都有降而复叛的历史，战争开始后，清军对他们进行了大范围剿杀，其杀人之多，超过了一般战争的范围，不但参与叛乱的首领、宰桑及其部属被一律处决，就连已经投降的部众也遭到大量杀戮。
由于害怕就地杀戮会惊动尚在抵抗的部落，从而使得他们更加殊死相抗，清军采取的方式是先将被俘或归降部落头目送至京城，所属部众移往内地，其中丁壮者一过巴里坤就杀，“所余妻女老弱，分赏官兵为奴”。这是赤裸裸的大屠杀，很难让人为之辩驳，就连清廷自己也觉得传出去不好听，在官书中一律都称之为“办理”。
在进行第三次平准战争的当年，准部抵抗军尚分为四支，每支各一两千人，伺机出没，袭击清军。至次年，准部的抵抗终于瓦解，余众分散逃入山谷僻壤及川河流域。兆惠、富德分两路进行合围搜杀，准噶尔人在失去抵抗能力和意志后，已形同刀俎上的鱼肉，据说即便数十户至百户的中小部落也都集体放弃了抵抗，清军在屠杀时将壮丁喊出，按次序斩杀，而被害者均“寂无一声，骈首就死”。
从内乱到三次平准战争，准噶尔已饱受兵火及瘟疫的威胁，很多人被迫改变部族身份，背井离乡逃往外地，清军的滥杀更使得准噶尔地区人口锐减，“种类尽矣”。有关资料表明，战前准噶尔有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人口，经此大劫，幸存者仅十分之一，“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很多年后，诗人龚自珍途经准噶尔，发现“若乌鲁木齐，若伊犁，东路西路，无一庐一帐是阿鲁台故种者（准噶尔所部及其亲近者）也”。
准噶尔就这样悲剧性地沦为了一个地理名词，对此结局，准噶尔人似乎也早有不祥的预感，其古老文献中曾记载道：“准噶尔在由于善战而闻名的噶尔丹时代过去以后，各地的风水先生经过卜算，预言准噶尔政权不会由于外部因素瓦解，而有可能届时从内部瓦解。”
自明代至清初的四百多年间，准噶尔一直是西陲边患，同时那段历史时期也正值俄罗斯积极东扩，乾隆分封四汗，既是要通过“以准制准”“众建而分其力”的办法，消除长期以来的这一边疆大患，同时也有阻碍俄国东扩的用意。需要指出的是，乾隆最初并没有打算将准噶尔归入版图之内，然而局势的演变出乎意料，阿睦尔撒纳反叛把所有计划都打乱了，及至平定叛乱，原有准部首领及部众已被诛戮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乾隆想分封都不可能了，他也只好放弃初衷，叹息着说：“此或上天将以全部卫拉特（指包括准噶尔在内的漠西蒙古）赐我国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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